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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戴安?阿勃絲——從莫德爾到弗蘭克的影響兼論阿勃絲攝影風格的形成
閱讀數:0發布時間:2015年11月03日

黃大強


    對于某些比較好奇而又幻滅的心靈,丑帶來的快感來自一種甚至更為神秘的情愫,也就是對未知事物的渴望和對恐怖事物的嗜好。
                                             ——波德萊爾《愛情慰籍格言選》
    第一次知道阿勃絲的名字是在蘇珊?桑塔格的《論攝影》上,那是一本白色的小冊子,里面幾乎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紹了一位美國的女攝影師,遺憾的是那個版本翻譯的太爛,以致于很長時間我一直以為《論攝影》苦澀難懂,直到后來又看到了上海譯文出的黃燦然老師的翻譯版本。當時硬著頭皮把那本小白冊子逐字逐句的看過一遍能記住的東西也不多,但欣慰的是記住了戴安?阿勃絲的名字。
    
    戴安?阿勃絲(Diane Arbus,1923-1971)是美國新紀實攝影最重要的旗手,攝影界里一位出色的猶太籍女攝影師,被譽為攝影界的“梵高”。
                                              ——搜狗百科

    記住了阿勃絲是因為蘇珊?桑塔格形容她攝影作品的一句話:忸怩又邪惡的天真。后來看到她的攝影作品時才知道這句話評價的是如此精準。
    幾年前偶然在書店里看見日本的漫畫家奈良美智的作品集,忽然發現兩人的作品是如此相似,天真和邪惡并存在一張臉上,叛逆、孤獨、詭異,還有著對自己的真誠。雖然世界藝術史上從不缺對邪惡和丑的表現,但阿勃絲和前輩們不同的是,她展現給我們的不只是邪惡和丑,而是告訴我們,在人群中生活的另一類人和在這個世界上的另一個世界。
    阿勃絲早期也拍過很多給時尚雜志的漂亮照片,但被世人記住并載入史冊的還是她生命中最后10年(1962-1971年)的攝影作品。1958-1962年是她從時尚攝影轉向紀實攝影的過度時期,現在無論在畫冊還是網絡上很難找到她這個時期的攝影作品,這幾年阿勃絲從思想到攝影的表達都開始趨于自我成熟,而這一切是從1958年開始的。
    
    那年她遇到了影響她攝影的最重要的兩個人:莉賽特?莫德爾和羅伯特?弗蘭克。那年的阿勃絲35歲。

上/  莫德爾的攝影講習班
    
    說實話莫德爾的作品我不喜歡,但在了解她以后卻是震驚的一溜跟頭,被嚇得人仰馬翻。20歲前在維也納她學音樂,阿諾德?勛伯格教她鋼琴和和聲,20歲后在巴黎學攝影,安德烈?柯特茲夫人教她暗房和使用祿來相機。勛伯格、柯特茲這樣兩個在世界藝術史上的泰山北斗都曾在她生命中留下了重要痕跡,莫德爾想低調點都不可能。30歲后來到紐約,和她混在一起的也是諸如亞當斯、懷特、多蘿西亞?蘭格這些人,并聯手創辦了那本著名的《光圈》雜志,就在這個時候阿勃絲找到了莫德爾。
    遇到莫德爾之前,阿勃絲已經在醞釀改變自己的風格。各種資料顯示,她的閱讀量超大,從文學名著到藝術典籍,從社會學到攝影史。她也曾信奉過布勒松的“決定性瞬間”,學習過桑德的人像和海因的紀實,一直研究到當時紐約的攝影先驅莫德爾,莫德爾拍攝的那些令人驚懼的畫面打動了她。當阿勃絲反復在電話里要求購買照片的時候,莫德爾的建議阿勃絲報名參加了自己的攝影講習班。
    在莫德爾的攝影講習班,阿勃絲從用光到構圖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而這風格一直伴隨終生。
    莫德爾經常花幾個小時講解光線對于攝影的重要性,也常常讓學生拿著燈泡繞著模特轉圈,展示在不同光線下模特面部的光影效果。應該是那個時候,阿勃絲掌握了無處不在的光線如何展現模特的不同狀態,從而給觀看者造成的不同心理暗示。2006年根據阿勃絲生平改編的傳記電影《皮相獵影》里,主人公也是隨時握著閃光燈挎著一臺雙反相機,在紀實攝影里喜歡用閃光燈的攝影師不多,阿勃絲算是比較獨特的一個了。
    當阿勃絲告訴莫德爾自己想拍攝那些邪惡的東西而猶豫不前時,莫德爾鼓勵她去拍被吸引但被認為是極邪惡和帶有威脅性的東西,告訴她:“不管邪惡與否,如果你不去拍自己很想拍的東西,那么你就再也不會拍了”。(1)
    阿勃絲的“邪惡”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了。
    可能越是優越的環境下越是容易培養出來非常態的人格。阿勃絲就是如此,她生長在一個富有的美國猶太家庭,兄妹三人都是被各自的保姆帶大的,但這種溫室的花朵卻有著異于常人的心理:幼時她常年都幻想有殘忍狡猾的綁票犯在跟蹤她,而實際是她曾經長期的尾隨街頭乞丐;14歲的時候參加夏令營策劃了一場針對高年級學生的暴動,在自己策劃的戰斗中,她被打暈了過去;高中的時候阿勃絲曾強迫自己在地鐵上數出13個露陰癖者。
    阿勃絲在接受采訪時說:在孩提時代,我所經受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從來都沒有身處逆境。對我而言,這是一種痛苦,我確信這是一種不能實現的感覺。我生來便被禁錮在一個不真實的、一個荒謬的免疫罩中,而這種荒謬的免疫同樣令人痛苦。
    這種痛苦使阿勃絲從小就對邪惡和禁忌充滿好奇,直到莫德爾的鼓勵后,她開始解禁了,開始拍攝屬于她自己的世界。那些被世人定義的邪惡對于阿勃絲來說太美妙了,她深深的沉醉其中。從那以后,阿勃絲的拍攝對象一直固定在異裝癖、殘障、畸形人等這些常人眼里的異類。
    阿勃絲基本確定了自己的畫面風格以后,莫德爾鼓勵阿勃絲拉近和被攝者的距離,早期阿勃絲是把拍攝對象放在他們所處的環境里,這樣可能會有更多的信息與細節,但后來她開始大量的拍攝模特的特寫。評論家彼得班奈爾說“這是莫德爾教她的,就算只拍人,你也能反映社會的各種層面。”
    在紀實攝影中擺布被攝者曾是不成文的禁忌,開始閱讀阿勃絲照片的時候我以為這種對模特擺拍的特寫風格來源于桑德,后來逐漸發現這種風格的確立還是來源于是莫德爾的教導。紐約現代藝術館攝影部主任約翰薩?考夫斯基在接受訪談時說:我曾建議阿勃絲研究桑德的肖像攝影,但她早已經發展出獨特的拍攝手法了。研究桑德不過是更深入的得到深邃、充滿魅力而又迷人的影像。
    這種近距離的攝影方式成為了阿勃絲以后的標簽,在她心里,更喜歡這種被攝對象面對相機,與攝影師共同參與完成創作的攝影方式。在阿勃絲看來,這些侏儒、智障人、畸形人和自己屬于同類,甚至高于自己。如果解讀阿勃絲作品僅是覺得在照片中傳遞出尊嚴,那是對阿勃絲的誤解。“跟戴維斯和弗里德一樣,阿勃絲在工作時與拍攝對象靠得很近,只是不像他們那樣顯得富有同情心。她拍攝的人在相機面前表現自己,偶寫擺出姿勢,有些則不動聲色”。(2)在她眼里侏儒都屬于天生的貴族,怎么還能需要我們常人給予的同情和尊嚴。阿勃絲曾經說過“大多數人平常生活時都很擔心會碰到創傷,但畸形人一生下來就帶著創傷,我們已經通過人生的考驗了,他們是真正的貴族”。在1962年她給自己拍攝的畸形人寫了文章送給《無限》雜志,標題是:“怪人,自然界的貴族,無論內在還是外表,都珍貴稀有。”

下/  結識羅伯特?弗蘭克,垮掉的一代對阿勃絲的影響
 
    1958年對于戴安?阿勃絲來說是幸運的一年,那年她不只是認識了莫德爾還結識了一生的好友——羅伯特?弗蘭克。
    阿勃絲從不承認她的攝影受到了弗蘭克的影響,但她承認弗蘭克的《美國人》是紀實攝影的一個里程碑和重要轉折點。在我看來弗蘭克影響阿勃絲的不是攝影的技術技巧而是沖破世俗打破禁忌的拍攝思想,是反思自我和對社會現狀的重新思考。
    1958年弗蘭克的《美國人》剛剛在法國出版。現在弗蘭克隨意的構圖視乎很常見,但在那個年代還是過于激進了,尤其是拍攝的是頹敗孤獨的美國,沒有一個出版社肯出版他的畫冊。弗蘭克通過好友在法國出版《美國人》后,各種攻訐謾罵接踵而來時,弗蘭克轉行拍電影了就。阿勃絲認識弗蘭克時,他正在拍攝紀錄片《采摘我的雛菊》。
    《采摘我的雛菊》是弗蘭克和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萊斯利合作拍攝,共同的目的就是記錄下“垮掉的一代”的聲音和形象。從那時起阿勃絲很快融入了法蘭克他們的的藝術圈子。弗蘭克和他的雕塑家妻子瑪麗都是一個松散的藝術家協會會員,而這個協會在當時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和下東區的藝術圈子很有影響,阿勃絲和他們在一起,每天各種瘋狂的聚會,聚集在工作室里通宵達旦地跳舞、喝酒、抽煙。“由于阿勃絲越來越沉迷于攝影,她也越來越深地陷入這群放蕩不羈的藝術家之中”(3),她不但接受了“垮掉的一代”群體的思想和創作觀念,也接受了他們對體驗各種極端生活方式的自由放縱。
    當時的阿勃絲還和另一伙人玩——那是一群有才華而即將被載入史冊的女藝術家,包括:雕塑家瑪麗?弗蘭克、劇作家安妮?塔斯特爾克、畫家羅薩麗?德雷克斯勒、小說家佩蒂?希爾,這些女藝術家常聚在一起聊她們生活中的男人們——她們的丈夫、情人、偶然遇到的男人或前男友,她們都認為所謂的不貞行為不會造成她們婚姻的破裂,但由于長期的酗酒、吸毒以及其他一些惡習她們大多數人的婚姻都一塌糊涂。幾年之后,阿勃絲也和丈夫分居了。不久以后她便開始用自己獨特的手段更多的接觸侏儒和畸形人,并拍攝他們的攝影專題。
    從少女時代的羞澀自閉到融入紐約藝術圈子以后性情的改變,這對阿勃絲以后拍攝題材給予了更大膽,更直接的幫助。她甚至在拍攝中能“以一種強大的親和力(包括性感的誘惑和強硬的逼迫等方式)使拍攝對象完全放松,擺出身體的各種姿勢”。(4)這也印證了她當初的話:“我一直把攝影當成一件下流的事情——這也是我最喜歡它的原因之一。我第一次拍照時就覺得自己非常變態。”
很多年以后,阿勃絲在給她的學生上課的時候,談到了她為了拍照如何誘惑別人,談到了為了拍到某張照片是如何無所不用其極。但她解釋說最終的目的是使對方放松下來,如果對方不愿意讓她拍,她就不拍。由此可見阿勃絲想展現的還是拍攝對象常態下的真實,雖然她的模特在真實的常態下也是異于常人的。
    把阿勃絲拍攝的這些異于常人的畸形人上升到理論高度,就是評論家所說的“她和同時代的人采取對抗性的模式,并按照自己充滿矛盾的設想來重新構建社會世界”(5)從當時美國社會處在反文化運動的狀態下看,這些揣度并非是評論家的臆想,因為在阿勃絲看來,只有拍攝這些被世人憎惡的照片才能宣泄她對于當時社會的不滿,才能救贖自己從小養尊處優的生活所帶來的愧疚。
    阿勃絲在1965年第一次參加紐約現代美術館聯展的時候送去了三張畸形人作品。當時幾乎所有的觀眾都無法接受這種離經叛道的表現手法,認為她的作品是不道德、骯臟、齷齪的,觀展后多是對聯展的詆毀謾罵以及對阿勃絲本人的惡意中傷。甚至美術館的管理員要在每天閉館前去擦掉觀眾吐在照片上的口水。
    40年后,戴安?阿勃絲的名聲享譽了攝影界,攝影師們開始追捧、模仿她,揣摩她思想,甚至過度解讀她的作品,從人文關懷闡釋到邊緣人物的尊嚴,從沖破禁忌的罪惡感到善惡的道德觀,收藏家們也紛紛開始收藏“令人作嘔”的藝術品,2004年,一幅她親自放大的作品《雙胞胎》賣到27萬美元的高價。誰能想到在她生前,自己編印的畫冊卻只能在好友圈里賣出去三本。
    瑞士心理學家古斯塔夫?榮格1932年在討論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時,認為今天的丑將是即將到來的巨變的征兆。意思是說,明天被當做偉大藝術來欣賞的作品,在今天可能被認為是倒胃口的。新事物來臨時,品味往往還跟不上。這個觀點放在所有時代皆準,用來評價和定義戴安?阿勃絲的作品也是一樣。

參考書目:
(1)《控訴虛偽的影像敘事者》包斯華著,陳雅汝譯。商周出版。
(2)、(5)《攝影簡史》杰弗里著,曉征   筱果譯 。三聯書店出版。
(3)《荒謬的真實——戴安?阿勃絲傳奇一生》孫京濤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
(4)《身體與精神——戴安?阿勃絲的矛盾》李楠著。2011年《中國攝影》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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