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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說傳統中的一條線索
閱讀數:0發布時間:2019年03月19日


《細聽鬼唱詩》序


趙  松


    現代中國作家里,最能自覺梳理傳統小說脈絡,反思其文體變化的,是魯迅。他不但編有《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還寫了《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皆成經典。他講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是點到為止,但線索清晰、簡明扼要。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五四”一代小說大家,在那樣一個西風勁吹的時代里,卻能對傳統小說文體深加研研,不能不說他是大有深意的。他后來著《故事新編》,雖自評失于“油滑”,但從寫作方式上看,其探索的著力點,是試圖從六朝志怪與唐宋傳奇里發現一些文體基因加以激活。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不滿意的《故事新編》,卻是其小說中真正異類,它蘊藏了很多的可能性。

    唐宋傳奇與六朝志怪固然有內在的淵源,但若由此認為它們構成了一條相承相繼的發展線索,就很容易簡化甚至忽視這兩個階段小說文體的差異性。從演變的可能性上看,它們的差異性其實要大過連續性。在志怪的諸多可能性中,唐宋傳奇不過是之一而已,還有很多的可能性隱含于“志怪”的基因里。當然就“志怪”文體而言,從漢魏六朝直到清末民初,其實從未消失過。在這漫長的過程中,對它認識得最為深刻透徹的,是蒲松齡和紀昀。蒲松齡是創造的天才,是破古今小說之樊籬而集大成者,至今無出其右;紀昀則是學問家,為志怪體而有拙樸自然之氣,行文淡定從容又不失冷峻。現代作家中除了魯迅,得益于志怪小說最多的,是孫犁,他在晚年成為國內小說家中絕無僅有的文體意義上的異類,其意義與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

    如果說“五四”時期作家們對西方小說觀念與技巧的借鑒學習還能保持一定程度的頭腦清醒,那么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經歷了漫長停滯期之后,大量涌入的西方近現代小說經典作品徹底將中國多數小說家送進了迷宮,使他們陷入不自覺的尷尬境地——既不能如法炮制,又無法原創,只能似是而非地以粗疏的方式保持著寫作的慣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你很難要求作家們去冷靜耐心地梳理傳統小說的脈絡,去發現其中還有哪些基因是可以激活衍生的。而西方小說在經歷一百多年的繁榮之后,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現出創造力匱乏的狀態。他們耗盡了自己的傳統資源。或許我們換個角度也可以樂觀地說,曾因種種原因而“落伍”的我們,“不幸”中的“萬幸”是,正因對西方小說的學習模仿是表面化的,才沒像拉美作家那樣西化,而以一種粗陋的方式在原地踏步的狀態中保持著諸多可能性。以現在和未來的眼光來看,我們的傳統小說資源還遠遠沒到窮盡的時候,單是在志怪這個領域,就潛藏太多的可能性。

    拉雜說這些,并不是想為這么一本薄薄的志怪小品選罩上光環,這本小書如果說還有什么價值的話,在我看來也就是引發讀者的閱讀興趣,更多一些知道在我們的傳統中還有過“志怪”這樣的一種豐富的文體實踐。因為時間與篇幅的關系,它所做出的選擇是相當感性的,主要基于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一方面,我相信讀者在看到出現在漢代的《汲冢瑣語》中的《晉治氏女徒》和《刑史子臣》時,是會驚訝于作者手法之老練的,而在看到《五丁力士》時會贊嘆作者的驚人想象力,在讀《外國道士》和《陽羨書生》時會驚訝于作者在空間思維方面的奇特能力,在看紀昀的《唐打獵》時,會覺得即使只是繼承傳統志異寫法也同樣能寫得漂亮,在讀過蒲松齡的《酒友》時會折服于他能把志怪推到如此高的境界;另一方面,也希望讀者能多少感覺得到,在演變的過程中,“志怪”在是要敘事還是要構建的兩難中其實是喪失了很多變化的動力的,而這種不能自覺所導致的“惰性”,直到蒲松齡出現才有了驚艷之變,但此變又是絕響。

    在中國小說的大脈絡上,比之于由宋元話本到明清長篇小說所構成的那條明線,“志怪”線索顯得有些曖昧。尤其是在蒲松齡、紀昀那里達到頂峰之后,人們通常只是注意到他們對于《左傳》、《史記》筆法的化用,而沒有重視他們對于六朝志怪以及類似筆記體作品里極為豐富的元素的發掘。盡管后來魯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并在《中國小說史略》里給予重視,但西風盛行之下,這種重視并沒有引發后來者在觀念與技術層面的響應,從而導致國人對于傳統小說脈絡的認識長期處于表面化、簡單花的狀態。

    若說從浩如煙海的志怪筆記作品里挑出這么百十多篇,就能研究透徹其中隱含的敘事藝術之沿革,那也有點不知深淺了。說到底,將這百十多篇志怪故事編選在一起,不過是試圖通過對這些并非系統研究后選出的樣本的解析,透露古人在志怪寫作的技術層面上的點點滴滴。進而引發更多的對于中國傳統敘事方式的反思,無論是經史子集,還是志怪、筆記、話本以及明清小說,對其中所隱藏的不同類型的敘事方式以及演變線索,做出更深入的研究與思考。如何從這厚重的沉積層里,發現關于敘事方式的仍然保有活性的基因,并在現在的寫作實踐中將它們激活,衍生出新的東西,是非常值得去嘗試的事。完成了這本小書的編選評注之后,我其實有種特別強烈的愿望,就是能對志怪做一次長期的研究,然后寫出一部《志怪:中國小說傳統的一條線索》,從寫作方式、方法、觀念的角度,來對古代志怪的演變歷程進行更為恰當的呈現。

    希望這本小書能夠成為一個引發行動的由頭。實事求是地講,它并不系統,也不深入,從編選的角度來說,它有著太多的個人喜好色彩;從賞讀的層面上說,也并沒有把對寫作技術與敘事方式的問題做出更深廣的清理。就我個人而言,編選它,寫它的賞讀,就像是一個孩子在湖邊打水漂,其樂趣更多的還是在于找到一些小扁圓的石頭并不斷投擲出去,渴望它們能在水面上飛出更遠一些,激起更多的小小波圈……換個角度來說,還是為了讓人們看到那么寬廣巨深的湖的存在。所以最后還要感謝曹亞瑟兄,以及中州古籍出版社給予我這個機會,能讓我在志怪之海里沉浸許久,讓這本小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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