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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臺憶往
閱讀數:0發布時間:2019年03月29日

李  棟


    我的出生地叫老虎臺,地域不大,名氣卻不小,就處在這個城市的邊緣,那時這里住的多是“闖關東”的人家,是以最為集中的一片煤礦家屬的棚戶區被人共知。雖然我已離開它五十多年了,雖然它一直是陳舊衰敗、破亂不堪、遠離任何權力,可是不管我的生活如何流轉,仍不能忘記那個地方。不管面對有著怎樣闊氣背景的人,我從沒有想回避它對于我的存在。



    我曾對這個名字感到費解,此地山不高林不密,此名何來?

    有人說它是薛禮征東時“擂鼓臺”的諧音,我聽后亦覺牽強。倒是于那些溝溝岔岔間兀然交錯著的黃褐色山嶺,有點像一只龐然大物綿延的身軀,此說算不算一解,我就不知道了。

    那時這里沒有樓房,在一條南北走向的馬路上,毗連著青草溝、三角河、虎東、礦前、西山、西溝等一些地方。認真想來,這樣的稱謂也不叫什么名字,只是一種方位和坐標而已。一個地方連個名字都懶得被人起,就像一個名叫張三阿四的人,給人一種臨時和不被重視的感覺,而那時卻也是一方名地。

    說是名地,其樣子卻丑的厲害,很像老電影中的場景。除幾片紅磚公房外,多是自家隨意搭建的低矮房屋,地勢坑洼不平,道路七拐八拐,房屋的樣子像是忸怩作態。這些由日偽的工棚逐漸擴展起來居所,就橫七豎八地沿著山坡與溝岔蔓延著,屋邊傍著水溝,雨后清涼的山水與家家戶戶的污水在此會和,然后一起順山而下,流向孩子們并不關心的地方去了。

    我家那時就住在西溝里,在一條向南w形的馬路上,走到一半再向西拐去,街旁分列著大獅子合社、青年商店、馬車社、醬油房、照相館、老楊小鋪、小戲園子、老君廟等,這名字同樣叫的很是隨意。

    那時尚不知道天地多么廣大,自然也就不覺得這里的封閉狹小。

    1959年的元宵節,我就出生在這里,此后便由大人們牽著走進走出。因為屋矮路窄,每次都要在各色的窗子和晾曬的衣服下穿行,女人的內衣和男人的褲衩就濕漉漉地掛在那里。如若扭頭望過去,各家屋里的陳設一目了然,此地詳曰虎西街一委七組。

    那時每次進出這里,總要踮起腳或蹦蹦跳跳地鉆出一段黝黑的隧道,在趟得兩腳泥水后才走上正路。于是眼前的小路一個又一個,仿佛伸開的一面枯萎的葉片,然后再選一條曲曲折折的脈絡走下去,左突右拐,最后才走到家門口。

    我在這里一直生活到11歲。



    那時,這里住的多是由山東、河北、黑龍江為討生活前來挖煤的人。

    井下的條件不好,是要拿力氣和性命換錢的,要想討個本地的媳婦不易,他們就把家鄉的女人領了來。于是男人上班掙錢,女人看家做飯,每當“上班的”回來了,女人們便低眉順目地將煎餅、大蔥,還有少不了的一壺酒端上來后,男人們就亮出渾身的腱子肉,喝出膠東大嫂一陣放浪的笑聲。

    我們管山東來的叫“關里家的”,管河北來的人叫“老坦兒”。雖然家家都很窮,可是每到傍晚家家的飯桌就擺在院子里或臨窗的炕上,于是總有人伸過手去,拿起你家一根大蔥,撅去他家一點大醬,卷進自家的煎餅里,邊走邊說你家的大蔥可真甜。如果誰家關上窗門吃飯,人們就會自動地繞著走開,日后若在他家的垃圾里見到扔掉的肉骨頭,就會被大家講究起來。

    日子過的久了,誰家飯食的油水多,誰家娘們的手藝好,誰誰家的飯做得馬虎不干凈,常常被不同腔調的主婦們進行一番羨慕或奚落。至于那些男人們,對這些說法從不往心里去,他們只要自家的女人把一壺酒燙熱,然后自顧自地咧著嘴哈著氣,將它倒進自己滾燙的胃里。

    我家的下院很熱鬧,住著七八家外地人,張小個子據說是從河北過來的,那時已經白了頭,還在伺候著癱瘓的老娘。他每天把母親用過的萬國旗掛上門前,人們打他家門前走過時,總要先彎下腰很快地竄過去。他見了有些歉意,就笑嘻嘻地說,你有福了吧,我媽都過九十啦,有她罩著你準會長壽。

    他很愛跟孩子開玩笑,時常當著年輕母親的面討孩子的小雞吃。傍晚時,家家的飯桌就擺在院子里,小孩子們便晃晃悠悠地在院子里亂跑,他總是左手拿著飯碗,右手伸向孩子的襠下,左一小雞右一個小雞地吃起來,引起年輕母親一陣陣的浪笑。某次他又如此這般地追著一個孩子討雞吃,有人在遠處大喊,他佯裝沒聽見,剛將手伸入孩子的襠下卻又嗖地收了回來,原來那是個小姑娘,弄得他一臉的紅。

    有天早上,我們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玩,遠見張小個子從外邊拿著一個梯子走了進來,他臉緊緊地繃著,沒在向我們討雞吃,徑直走到自家門前的煙囪下,順好梯子后就爬了上去。正待我們往下看的時候,他卻舉手向西一指,嗷的一聲叫了起來“……媽媽呀,你就放心地走吧!”

    于是,我們才知道發生了什么,他是在給死去的老娘指路。此后送葬的人們就在院子里排出長長的一溜,大人小孩都穿著雪白的葬服,幾聲鞭炮炸響后,眼前就向老君廟挪動起了一群群的白鵝。

    打那以后,我就沒再見到張小個子的面,那討小雞吃的游戲也再沒人做了。再后來就聽說,他是為了祖上的歷史問題偷著跑到這里來的,隱名埋姓地住了好多年,最后被發現直接給遣送到農村去了。



    那天,父親在早上聽廣播,我家那個深紫色的戲匣子說1964年就要來了,我飯后就丟下碗筷,儼然一個大人雙手插在兜里走出了家門——這是我對時間的最早記憶。

    路過那座木板夾起的廁所時,先是聽到一點聲音,接著見一個露著半個屁股的人慢慢地走了出來——正是下院的老王太太。她大約因為我是個孩子,并不回避什么,只是不緊不慢地系著腰帶,此事仿佛不需背人。

    我那時雖然貪玩,但也愛琢磨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弄不明白就常去問大人。就比如這個老王太太,還有那個老林太太,別人家都是一個老太太跟一個老頭住在一起,可她們的家里卻住著兩個老頭,這是為啥呢?

    那天,我極認真地問過之后,母親先是一愣,接著就用指頭使勁地戳我的腦袋,說你一個小孩子瞎操這心干啥,說著還使勁地努了努嘴嘴,一臉的紅。

    王家是獨門獨院,大門很高氣派得很,家里有六七個孩子,都與老太太住在正房。而東西廂房分別住著兩個老頭,一個很少出門,見了人低頭不語,另一個則長得粗大,胡須濃重,是趕馬車的,有著很重的市井氣。鄰居背地里說,老王太太就這樣過了半輩子了,現在雖是兒孫滿堂,卻也時不時地要到廂房里去住住,只是兩個老頭卻很少來往說話。

    后來,父親因故到那里借宿,還帶上了我。那時王家的老人都過世了,只有那個趕馬車的還在,他的屋里黑得很,大約很少來人,進了門就聞到一股被窩里的味道。那天見他重回炕上后,便盤腿彎腰坐下,胸前的皮肉向下墜著。他將被子向身上拉了拉,聲音沙啞地說,多年的老街坊啦,你們能來,我正好也有人說說話,這事不用客氣的。  

    他于是向父親說,我年輕時就到了她家,趕了她一輩子的馬車,眼下已無親可認了,言外之意是說家里的孩子待他并不好。可有人說家里的大兒子長得就很像他,還有人說見過他們年輕時在馬車上親熱,還看見老頭曾笑嘻嘻地將她從不高的車上抱了下來。

    老太太還在時,卻對這個不太在意,她很愛和人說話,即便老了以后坐在門外的石墩上曬太陽,每見人來也總是長長短短地嘮上幾句,總是一臉的媚笑……

    那時,在我們整條胡同里,林家的飯菜是公認的好,而林家的姥姥也有兩個老頭。我們總去他家玩,每當見了那一胖一瘦兩個老頭,也總要為哪個是親老爺爭執一番。

    其實,瘦的是他的姥爺,大約人瘦就怕冷,所以總戴著帽子,身著制服兜里插著鋼筆,像是個干部。他一般不理我們,大約很愛惜這個家,每次見到他都是低著頭用雞毛撣子掃來掃去的。

    那個胖老頭則是一個大塊頭,常常穿著半大不長的短褲和背心,肉嘟嘟的身上現著赤紅色,模樣像廚師或屠夫,說話的聲音像是在吼。他大約是沒有孩子,見了總要撥拉著我們的腦袋哈哈地大笑,拿我們取樂。

    老太太則有佛像,一臉的白肉,衣服也穿得干凈,每見我們跑進跑出,或在屋子里鬧得過了,總是厲聲叫起,于是我們就稀里嘩啦都跑到院子里去了。

    如此的家庭,在那個時候總能見到。人們把另一個老頭叫做“拉幫套的”,意思就是幫人家掙錢,替人家干活,這也正如王家那個趕馬車的一樣,到頭來還是不被家人接受。



    小文應該比我小一歲,姓啥就不說了,他爸爸就是從“關里家”來的,個子不高卻壯實得很,走路時兩個胳膊彎彎地架著,很像練過武功。他那時在礦上三班倒采煤,平時見不到人,見了也只是與上了歲數的點點頭,只是每當早晚回來,總是在胡同里把腳步踏起咚咚的響。小文的媽媽,也是后來才從“關里家”帶過來時,來后很靦腆,見人只是笑。由于個子高又一身的胖肉,走起路來先由后腳跟著地,身子總是一擰一擰的,夏天衣裳穿的少,兩個奶子和臉上的肉總在人的眼前顫悠。

    那時,家家的房子都建在山邊,由于路高屋低,每逢有人從窗外走過,扭頭看到的并不是家里的擺設,只是一鋪炕和炕里的人。某天,小文的爸爸夜班在家里睡覺,一陣的沙土從窗外卷了進來,說是揚到了他的臉上,于是他就跑到院子里一陣的咆哮。

    母親這時急急趕回家來,見了我就揪著耳朵一陣地打,說小文的爸爸已在下院點著名地罵人了,因為我剛剛跟小文打過架。我那時倒也頑皮,常常跟一群孩子在下院里玩,先是藏馬虎,就是一群孩子先是叮當錘,然后其他人都藏了,讓輸掉的那個找,如是再三,直玩到天黑才被大人喊回家。后來長大一點,就騎馬打仗,還有彈瓶蓋、擅紙牌、打磚頭、弄九連環、玩煙盒擇成的三角,也隨女孩子一起跳方格。

    那個樂趣無比的童年時光,如今再也找不到了。

    某天,一直玩到很晚,回家后才感覺到腳上疼的厲害,脫下鞋子見腳后跟已流出了血。那時,我們的鞋都是母親點燈熬油一針一針做出來的,因為布的鞋底不扛穿,便總要由父親先釘上鞋掌,可是數雙鞋拿過來后,父親一錘一錘地釘下去,一時的馬虎,我那只鞋里就直直地豎著一根釘子,一天的亂跑竟把腳后跟攪出一個肉洞。

    自從被小文爸爸喊過之后,我們再玩時小文就不來了,只是遠遠地站著看,兩眼不時地向我的臉上瞄著。某次玩得興起,小文忍不住就被喊了進來,正在我大喊大叫玩得高興的時候,忽地耳朵又被人擰起,遠見小文的媽媽也一擰一擰地跑了來。只見她邊跑邊喊“……嬸子嬸子你快別這樣,小孩子的事說不上真,俺家上班的也沒說準是誰嘛,你看咱這鄰居還是要做的。”

    這時,我才見母親放了手,于是便忍著一臉的疼,撒開兩腳又跑遠了。

    久后的一天,先是聽說有個商店的會計弄錯了賬,要挨批斗,當晚就摸了電網死了。后來就見礦上的武斗開始了,大標語貼的一墻一墻的,宣傳卡車四處喊叫著,不遠處的老孫家被戴了高帽游了街,晚上常有槍聲響起。這時,又聽見胡同里響起咚咚的腳步聲,是小文他爸回來了。他大概是興奮或著急,身子走得一竄一竄的,走近了才見他手拿一桿明晃晃的扎槍,槍頭上系著紅綢布,粗粗的胳膊上飄著一個紅袖標,因為光著上身,所以就把袖標直接別在肉上。

    那晚,母親一再地數落著我,讓我千萬別再出去瘋啦,說她見到小文爸爸的槍頭子就害怕。

    此后就見小文他爸不再采煤了,說是被調到礦上做了啥,每天進出院子總是扛著那桿扎搶。一有空閑就坐在院子當中擦槍,擦槍時嘴上還跟著使勁,吭哧吭哧地響,槍頭上的紅綢布一跳一跳的。有時還做上幾個刺殺或霹靂的動作,像是故意給人看,嚇得鄰居們大都繞著走開。

    直至后來我家被迫下了農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他,也沒見過小文。



    1966年的夏天,城里青年開始下鄉,那時還沒有學生的事,只在沒有工作的城市青年中進行。

    我家二姐遂被定為下鄉對象,因為我家人均收入不足九元,是居委會常年的救濟戶。為此,居委會馬主任就一天幾次來我家,說這下鄉是減輕個人負擔,也是減輕居委會的負擔,更是減輕國家的負擔,她是要替政府做好工作的。

    我家那時住的也還寬敞,常常是南北兩鋪炕上都坐滿了人,馬主任總要把動員會安排在我家里。二姐那時當然不愿意去,她才十六歲,還在礦上抬筐卸煤補貼家用。可是會總在家里開,一來二去的母親就沒了主意,她看著馬主任那陰沉沉的臉,知道這樣下去家里救濟的錢就沒了,于是勉強地松了口。

    我記不得是怎樣送走二姐的了,只記著那時母親總是苦著臉,把家里不多的布票翻了翻,揣起幾張去給二姐做了床被褥。也有人也來家里幫忙,給二姐選了塊細布料,做了件領口為一字型的短衫,淺褐色的格子配上她稚嫩的臉,上邊忽閃著兩只大眼睛,那是二姐第一次穿新衣裳,卻沒見她笑過。

    此后,她就去了二百里外的農村,那個地方是新賓縣響水河子公社轉水壺大隊,前后做了八年的農民。

    我在其后一天,去鄰家玩。見他家的哥哥坐在漆黑的炕上,低頭侍弄著自己的腳,像是再找什么,見了就把我叫到身邊,問想你二姐不?

    我說,想,就是看不到!

    他說那就別想了,你三姐也要下鄉了,還有我!說著臉上就沒了表情。

    我靠近后,見他是在摳著腳上的皮。他把那些因腳氣蝕起的肉皮,無論黑的或紅的一片片地揭下來,已在炕沿上摞起小半把。接著又低著頭問我,你吃過人肉嗎?這讓我嚇了一跳。

    這時,他把那些摳下來的腳皮撿到手上,然后抬起頭看向我,隨即猛地塞進嘴里并大嚼起來。說一個連人肉丟敢吃的人還能怕什么呢?我見他嘴角慢慢地滲出了血,便害怕又惡心地跑了出去。

    此后,我家三姐也下鄉去了,俗稱是六八屆高二的。至今記得那個地方更遠,是五百多公里之外的北鎮縣耿屯公社索屯大隊。

    再后來,父親也因說不清的事情,去了新賓的農村干校學習。家里只留下母親與我們這幫孩子,整夜地害怕,直至全家最后也去了農村,我自此就離開了那個叫做老虎臺的地方。

    到此,我仍對那個名字感到費解,此地山不高林不密,此名究竟何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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